锦绣中国年 新春走基层丨“让爸妈尝尝我种的粮”

此外，再伟大的判决都有一方败诉，对于败诉方来说，他们恐怕宁愿拒绝法官提供的这种裁判服务，如果他们可以选择的话。

一方面为保护公民平等权免受侵犯，国家必须对酒店等第三人采取积极干预举措。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审查公权机关行为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时，在手段适当性、限制的必要性和利益均衡性三阶段，都会根据具体个案而有低度审查、中度审查和严格审查的强度区分。

[35]客体化公式沿用至今，已成为判定人性尊严是否受到侵害的核心基准。将比例原则适用于当下的疫情防控手段。（五）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但也有很多防控措施从比例原则角度观察并不适宜妥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

2.平等权如何作用于私人关系？ 就宾馆、, 酒店而言，其拒绝湖北客人入住在法律处理上又和公权机关不同。2.概括授权的问题 这里存在争议的还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的下述条文能否成为上述超出范围的应急措施的授权依据。事实上，无论法律保留、比例原则以及核心权利的保障最终都指向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又是基本权限制原理中的核心命题，即任何对基本权的限制都不能触及其本质内容[31]。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对此作出三种重要区分，在此可资借鉴：一般公益、重要公益与极重要公益。这些边界确保了个人为公益目的而对信息权的部分让渡，不会最终使其整体的个性轮廓彻底曝光于他人的窥视和国家的监控之下。与此相同，很多小区禁止湖北住户入内的措施也并非是由街道、居委会等这些公权机关作出的，而是由小区物业或业主委员会直接采取的，其在本质上也属于私法范畴，由此也引发如下问题：私主体为自身避险而对他人予以歧视对待，此时究竟是私法自治还是平等权保障应居于优位？ 从基本权原理而言，私人也并不直接作为基本权的义务主体，基本权首先约束的是国家和个人的垂直关系。对因为医疗资源的限制而不能收治的，也要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登记，及时通知所在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或辖区转运队，由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或辖区转运队安排车辆转运至集中隔离点收治[19]。

这一条款作为公民基本权的概括性限制条款，同样授权国家机关可因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及他人利益的保护需要而限制公民的自由。[17]具体到本次疫情防控，在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传染途径等相关信息尚不完全确定，甚至是否有粪口传播和气溶胶传播可能都未被彻底排除时，对于公权机关在此间所做的损益衡量应给予一定尊重。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此作出的经典阐释为，一项对基本权妨碍的牺牲，不得于一般性所欲达成的效益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这项措施对于基本权的权利人，不得产生过度负担，此措施的作出应当对基本权的权利人具有预测可能性（Zumutbarkeit）。人性尊严在此同样被置于宪法的最高价值的位阶。第三，上文所引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条文从性质来看都属于组织规范，即它们所涉及的主要是行政机关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机构设置和组织安排，也因此，由应急指挥部作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大决策中并不能引申出应急指挥部可为所有应急手段的行为授权。……（四）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人身自由首先包含个人的行动自由，而出行自由无疑是行动自由的首要表现。其二，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对上述违法行为也配置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和刑罚措施。鉴于此，基本权应对私法关系同样有所作用渐次成为现代基本权理论的一般共识。

前者从发生可能来看只具有或然性，而后者却具有确定性和必然性。所谓极重要公益，亦即绝对公益，是一般公认的，独立于社会共同体的政治判断，且先于立法者存在的公共价值，例如国民健康、人身安全等。

所谓本质内容，从字面含义看是法律在作出对某项基本权的限制性规定时，必须保障该权利的核心要素以及价值四、人性尊严作为个人权利限制的根本界限 在应急状态下，公权机关为迫切的公益目的可对个体权利予以限制，但这些限制也需从法律保留、比例原则以及核心权利的保障中获得其界限。

遗憾的是，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因为医疗资源供给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不足，在武汉等城市被封城后，很多疑似患者无法及时进行检测确诊，确诊病患无法及时入院医治。（五）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在武汉等城市被确定为重点疫区后，国家发改委等国家机关通过诸项举措，全力保障重点疫区的蔬菜粮油等基本生活物资的保障，所体现的也正是对此项义务的履行。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本质在于个人具备权利，以自行决定何时并在何种限度内披露其个人生活事实，其所保障的正是在数据处理的现代条件下，个人免受个人数据的无限收集、储存、使用和传递的自由。除人身自由明显受到限制外，因停工、停业同样受到缩减的还包括个体的经营自由权以及与之相关的财产权。我们一方面能看到国家在应对疫情时的积极作为和有效举措，但另一方面也遗憾地发现不少公权机关为追求疫情防控而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无视。

因此，在疫区或是疫情扩散较为严重的地区，对小区居民进行封闭式管理，对其健康状况进行严格检疫，应认为其并不违反比例原则。[32]不仅立法在限制基本权的法律中，应保障基本权的本质内容不被触及，行政与司法也同样负有保障基本权本质内容的义务。

[21]而这一点对于国家的要求就是，其不能将疫情信息的发布渠道仅封闭为行政机关，而应更多地向社会组织或专业人士开放，尤其是不能阻断民间的信息交流。同理，对于湖北人和武汉人而言，其平等权以及在平等权上附着的基本生存保障并不应是不经考量就可随意牺牲的法益。

但公权机关在防控疫情上的失范和部分公众的非理性，却激发我们从法律上思考如下问题：在传染病疫情暴发等紧急状态发生时，个体权利的确会因疫情防控而受到必要限缩，但这种限缩也应具有一定的界限。而重要公益亦称相对公益，是基于立法者特别的经济、社会政策目的而产生的，因立法者的设定始具有重要性的公共价值，例如消费者保护、司法救助等。

但即使是基于疫情防控的公益目的，公权机关对个体的权利限制也并非毫无限度。人身自由首先包含个人的行动自由，而出行自由无疑是行动自由的首要表现。但立法者如果毫无限度地行使此项授权，基本权亦有被排除和掏空之虞，因此，即使立法者可基于防控疫情等公益目的限制个人权利，但也须遵守限度的要求。[34] BVerfGE 84, 90(120). [35] BVerfGE 49, 286(298). 作者简介：赵宏，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鉴于此，基本权应对私法关系同样有所作用渐次成为现代基本权理论的一般共识。除由生活物质供给所确保的生存需要外，生存保障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还尤其体现为国家对传染病患者的救治义务。

[11]适当性和必要性较容易获得理解，较难理解的是均衡性。根据上述条文，个体基于疫情防控等应急措施而受到限缩的权利主要包括： 其一，人身自由。

第42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按照预防、控制预案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告：（一）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第27条规定，对被传染病病原污染的污水、污物、场所和物品，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或者按照其提出的卫生要求，进行严格消毒处理。

而政府对私人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等的征用措施，以及控制或扑杀染疫野生动物、家畜家禽、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等，也同样会涉及公民的财产权。（二）比例原则与不当联结的禁止 法律保留原则将基本权限制的权能专门授予立法机关，这一点在于民主正当性的要求。对于疫情信息的公开而言，有几点需要注意： 其一，《传染病防治法》所规定的疫情信息公布原则是及时、准确。德国战前的魏玛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不可谓不充分，却在面对纳粹专权时完全丧失效用。

很多地方政府为提高本地的防控水平，而无限度地详尽曝光武汉返乡人员的个人信息，甚至是悬赏追查武汉返乡人员信息，这种做法虽然有防御疫情的正当目的，但手段已远远逾越了必要限度，应被认为是对个人信息权的严重侵犯。但在近期的防控部署中，公开确诊患者的居住地址、行动轨迹，甚至是年龄、性别也成为很多城市的通行做法。

人性尊严在此同样被置于宪法的最高价值的位阶。不当联结的现实表现除无差别地禁止所有外地人员进入本地外，还包括在对小区闭合式管理的极端化处理。

迄今，新冠病毒已被证实在很大程度上会通过身体接触以及空气飞沫等方式进行传播，因此，在患者被收治确诊后，调查和追踪患者具体的居住地址和行动轨迹，能够较早地判定可能与其密切接触的人群，并提前对这些人群实施通知、隔离与救治。[5] Hesse, Grundzue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8. Aufl., 1991, S.329. [6]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载《法学家》2011年第2期，第153页。

很赞哦!（76）